“采药昆仑”石刻有五处疑点？学术争鸣继续
摘要：
【学术争鸣】编者按学术求真之路，从来不是独奏的孤鸣，而是思想碰撞的交响，往往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不同的观点、思想在交流... 【学术争鸣】
编者按
学术求真之路，从来不是独奏的孤鸣，而是思想碰撞的交响，往往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不同的观点、思想在交流和论争中相互激励、相互启发，是求真之路上的常态。
披沙沥金、去伪存真，其结论，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提倡学术争鸣，是光明日报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光明日报曾进行过多次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学术争鸣，如《兰亭序》真伪问题、《胡笳十八拍》作者问题、古人“胡子”问题，等等。这些议题，吸引学术界广泛参与和讨论，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了学术繁荣，也扩大了学术的社会影响力，起到了学术普及的作用。
6月8日，本报11版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的文章《重大发现！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长生不老药的石刻找到了》，引发历史、考古、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学人广泛关注，在公众中也“一石激起千层浪”，讨论热烈，持论各异。本报特就此话题继续征集文章，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哪怕观点迥异，均十分欢迎。
为深入探讨此话题，我们建立了这个平台，期待在碰撞中厘清现有困惑、拓展认知新境，勉旃社会各界以文会友，以理服人，激荡学术活力，共同营造平等对话、砥砺切磋的良好氛围。
连日来，围绕“昆仑石刻”真伪，本报陆续收到各界来稿。王子今撰文《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建议石刻应按考古学定名惯例进行命名，并提供了与石刻相关的古代文献信息；汤惠生撰文《“采药昆仑”石刻的考古学和文本研究》，将青海岩画与石刻进行比对，为石刻判定提供了参考；王乃昂撰文《地理学视角下的“昆仑石刻”及疑点》,从自然地理角度指出刻石存在五处疑点。
对于各种观点，本报均提供争鸣平台。
来稿邮箱：gmklzm@163.com
昆仑河源方向的“昔人所刻篆文”
作者：王子今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本文写作得到王泽博士的帮助，谨此致谢）
新近承仝涛研究员著文发表发现于青海玛多扎陵湖北侧尕日唐，可能属于秦代遗存的石刻文字资料，讨论者或称“昆仑石刻”，或称“采药昆仑石刻”。依照青海考古学者的意见及考古学通常定名惯例，似称尕日唐石刻为宜。
尕日唐石刻发现之后，引起社会颇多关注。质疑者或以为现代伪刻。刻痕刀法与秦篆存在距离，疑似使用新近工具，是若干位篆刻家的看法。而这一判断生成的依据之一，也包括石刻如果存在两千余年，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一疑问。
就这一石刻遗存是否为现代伪刻的问题，有这样的信息有必要提示学界朋友注意。即根据清代地理学者记述，邻近地方曾经有“昔人所刻篆文”受到关注。“昔人所刻篆文”很有可能就是记载方位出现一定偏差的尕日唐石刻，或有可能与“五大夫翳”所谓“采药昆仑”行程的其他相关地点有关。清人著作明确载录高原山野“昔人所刻篆文”的存在，或许有益于澄清今人伪刻之说。
清代学者许鸿磐（1756—1837）《方舆考证》卷一〇〇《外域二》“乌蓝得什山”条写道：“在河源东查灵海北四十里，其山高大，顶极平坦方正。又尼马涂山，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民国七至二十二年济宁潘氏华鉴阁刻本，第17页a）西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文字有异，作：“在河源东查灵海东四十里，其山高大，顶极平坦方正。又尼马涂山，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8月影印西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无页码）。《方舆考证》是价值相当高的历史地理学论著。大致相同的记载见于乾隆时代的《河源纪略》卷三五《杂录四》，然而文字作：“马尼图山，在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镌刻汉文。”（《钦定河源纪略》，清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第3页a）。相关文字亦见于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一二：“马尼图山，在黄河源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上有昔人镌刻汉文。”（乾隆《大清一统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版，第483册第537页）。由此可知许鸿磐“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说可能来自乾隆组织的河源考察发现。然而康熙《大清一统志》卷三五〇同样看到这一记载（康熙《大清一统志》，清乾隆九年武英殿本，第15页a），那么这一信息的获知，似乎年代更早。《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四六《青海厄鲁特》“马尼图山”条亦明确载录：“马尼图山，在黄河源，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乌蓝得什山东。其山甚大，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第26890页）。许鸿磐《方舆考证》言其位置“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与其他信息相同，所说应是同一处石刻遗存。然而写作“尼马涂山”，与其他文献“马尼图山”有异，且言“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也与“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不同。许说或许有其他资料来源。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部分，所谓“在河源东鄂灵海东北一百二十里”，大致在今布青山一带，东南为蒙古尔津司所在（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8册第59至60页）。其地今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香加乡。不过，《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涉及“都兰县”文物遗存的介绍未见有关“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遗存的记录（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92页，第184页至第186页）。
许鸿磐，山东济宁人，曾先后在江苏、安徽、河南任职，似乎并没有青海行迹。所论“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不知具体史料来源。辗转所获信息，其记述发生空间位置的错乱是有可能的。比如“尼马涂山”对照其他文献，可能即“马尼图山”之误。然而其说毕竟与“河源东鄂灵海”即紧邻扎陵湖的鄂陵湖有关。也许“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者，就是具体位置出现偏差的尕日唐石刻。当然，如果这样推断，则所谓“其山甚大”等等，也是错误信息。
我们推想，或许几种《大清一统志》《河源纪略》及许鸿磐《方舆考证》记载无误，则有关“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的记录，也不排除与“五大夫翳”“采药昆仑”行程所至其他地点包括与尕日唐石刻文字所见距离“二百五十里”或“三百五十里”地方存在一定关联的可能。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有关“石上有昔人所刻篆文”“石上有昔人镌刻汉文”的方志学记录，都没有说明“所刻篆文”“镌刻汉文”的具体文字内容。但毕竟可以理解为重要的提示，对今后相关文物遗存的调查、寻找、发现与研究有积极意义。而且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实际存在的古代石刻等遗存未见历代著录，亦未为今人所识，其实是很正常的情形。凡看到新发现石刻即简单判定为伪刻的认识，或许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采药昆仑”石刻的考古学和文本研究
作者：汤惠生
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青海黄河源发现的石刻，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36个字的完整叙事告诉了我们一件任何史料都不曾记载过的历史事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文字及其含义的辨认与解释，对采药的用语与性质，昆仑的地理位置，秦代疆域、职官、交通、年代以及题铭的真假等问题的种种思考和争论。争论的焦点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遗址本体的真假问题，另一个是文本问题。其实也就是石刻遗址研究的两个方面：考古学研究和文本研究。
遗址本体的考古学研究
许多人认为文字刻痕看上去腐蚀程度不像是经受两千多年风雨侵蚀的样子、人类无法在冬天去高海拔地方刻字、秦代的金属工具刻不动玄武岩等，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关于遗址的研究，是一个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
其实目前所有关于对遗址本体的怀疑，都是一种主观感受，讨论者只是凭借照片进行想象，想象那里的环境、天气和自然侵蚀程度。对此，举一个岩画的实例便可打消对石刻的疑虑。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地处海拔3900米的昆仑山，经微腐蚀测年认为是距今3200至2000年的古人作品，而且岩画制作在硬度弱于玄武岩的花岗闪长岩上，画面上有双轮马拉车、牦牛、狩猎、牵驼、出行等图像，大多岩画的刻痕与昆仑采药铭文一样清晰与新鲜。野牛沟岩画的例子说明，仅凭岩刻画的腐蚀程度是无法推测其年代的，因为根据微腐蚀测年法的理论，影响岩石腐蚀程度的最主要自然因素是雨水而不是风。也就是说在比较石刻的腐蚀程度时，关键的环境因素是降雨量。所以对于野牛沟和昆仑采药石刻所在的扎陵湖这种年降雨量300毫米左右的地区而言，仅凭所谓内地石刻侵蚀“常识”来判断，很容易误判。此外还有一个石质问题，昆仑采药石刻是刻凿在玄武岩（或安山岩）上的，其硬度较高。所以降雨量和石质是影响石刻摩崖腐蚀程度的两大重要因素，若不从这两个因素入手而单纯谈论石刻腐蚀，就只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而已。
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中的野牦牛图像。汤惠生摄/光明图片
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中的马车图像。汤惠生摄/光明图片
尽管昆仑采药石刻刻痕的腐蚀程度尚浅，但其石锈（又称岩晒、氧化层或沙漠漆）的色泽颇深，几乎与岩石原始面一致，由此可以确定其古老性。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会长贝德纳里克教授（Robert Bednarick）认为，对石锈色泽的色度测量是可以作为岩刻画的断代手段之一来使用的。中国岩画学会主席王建平先生曾致力于利用石锈对岩刻画进行断代的实验，实验还在进行之中。石锈类似于可移动文物的“包浆”，可移动文物的包浆可造假，但位于海拔4300米之上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石锈却无法造假。石锈色泽的深浅关系到年代的早晚，年代越久、色泽越深，反之亦然。
关于石刻的具体年代，我们可以通过微腐蚀观察来确定其年代。微腐蚀测年的原理与微痕研究相同，微痕分析是通过显微镜对微痕的观察来确定微痕产生的原因、类型和特征，而微腐蚀测年则是通过显微镜对岩石晶体腐蚀程度的观察来测定年代，二者都是通过显微镜观察，建立在数据比较基础上进行研究。现代科学中，“一眼假”或“大开门”的说法并不适用于科学研究。
其他关于石刻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则需要考古发掘来进行。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相关的遗迹和遗物，从而证实石刻的真实性、古老性，研究制作工具与方式等其他相关问题。
石刻内容的文本研究
关于石刻内容的文本研究，其实是人文研究的范畴，主观因素较强，也不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针对文本疑虑者所涉及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相关文献记录进行对比，从而来佐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可能性，这就是《穆天子传》。
尽管史墙盘铭文载：“祗穆王，井（型）帅宇诲”，对周穆王语多夸赞，但《列子周穆王》却说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左传昭公十三年》有同样记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荀勖也说：“王好巡守，得盗骊騄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
何为“远游”？远游就是求仙、寻仙、登仙，追求长生不老。屈原的《远游》中有清晰而明确的答案：“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远游的目的就是登仙。“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太微之所居。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微闾。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这里的“阊阖”“太微”“清都”“微闾”等都是古代人认为的天庭或神仙所居之地。西王母掌管不死药，而这也正是周穆王西行的目的。根据《史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周穆王即位时已经50岁了，所以“不乐臣妾”，而“肆意远游”去求仙寻找长生不老药，这一点是可以想见或意料之中的事情。西王母在与周穆王临别时的赠诗中也非常清晰地点明这一点：”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最后一句“将子无死”，说明西王母给了穆天子“不死药”。
可见“远游”、寻仙、采药的传统至少从周穆王就开始了，后来秦皇汉武踵其迹：秦始皇5次远游巡幸，汉武帝34次远游巡幸，其主要目的都是寻仙求仙或登仙。此外，对寻仙勒石以纪的传统也是从周穆王开始的。同样是《穆天子传》云：“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於县圃之上，以诏后世。”《穆天子传》卷三也明确记载：“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郭璞注：“弇,弇兹山,日入所也。”
勒石铭功纪德，秦始皇、汉武帝巡守登名山，刻石立表，效仿周穆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在碣石山一带海边开展了大规模求仙活动，派出了大批方士上山、下海寻找仙人。并巡幸碣石山，刻石记功，命丞相李斯在碣石门题刻了《碣石门辞》。《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羡门”就是“萨满”巫师；而“高誓”，根据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对这段记载注解：“高誓亦古仙人。”《史记》记载，公元前209年，胡亥“东行郡县”时，亦“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来到碣石山观海，并开展了求仙活动。郦道元《水经注濡水》记载：“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所以根据文献和考古，我们都可以发现从周穆王到汉武帝时期的寻仙和刻石记录的资料。
此外，《穆天子传》中还回答了一个关于车的问题，即穆天子“驾八骏之乘”“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这都是文献记载，而相应的考古材料中我们也有实证，从而构成二重证据。穆天子西巡发生在距今3000年前左右，其时代恰好与野牛沟岩画的时代重叠；更凑巧的是野牛沟岩画中出现了三辆单辕双轮的马车图像，尽管挽车的只是双马，而不是《穆天子传》中所说的“八骏之乘”。野牛沟地处昆仑山，沟内也有被称为“瑶池”的西王母胜迹与之呼应，虽然我们不能由此便实证穆天子西巡会西王母的地点就在这里，也无法证明野牛沟岩画中的车就是周穆王西巡的“八骏之乘”（八骏很有可能只是一种修辞，因为史料云“天子驾六”，秦始皇的马车也只用六匹马拉的“天子驾六”），但我们由此可证实昆仑采药石刻中“车”和“采药”（求仙）等文本记录不仅符合西周以来的远游求仙传统，而且也符合秦始皇勒石以纪的习俗。
最后，神话学证据法是一种实证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研究中应坚持“物证优先”的原则,因物证本身具有客观性、可见性特点，从而打破神话过分依赖文献的困局。其实在历史研究中遇到文字著录与考古发现不符的情况时，也应坚持物证优先的原则。历史文献中不见“采药”二字，但昆仑石刻中出现了“采药”二字，我们就应接受，并将其纳入相应的知识体系中去。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昆仑采药石刻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而且我相信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文本的深入研究将为我们揭示更多以前未知的历史信息。
地理学视角下的“昆仑石刻”及疑点
作者：王乃昂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以下简称《实证》）一文指出，该石刻内容及其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由于对该石刻的“证真”与“辨伪”争论激烈，针对这一学术公案，本文从地理学角度进行一些粗浅分析。
历史地理视角下的“河源”与“昆仑”
古人关于“河源”与“昆仑”的地理认知，属于历史地理范畴，其解读自然应以先秦地理著作为准。成书于战国初的《禹贡》，有“导河积石”的记载。关于“积石”，一说在今甘青省界的小积石山，它是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标志性山脉和文化地理界线；一说在今青海省阿尼玛卿山，又称大积石山。“河出昆仑”见于《山海经》，其中《五藏山经》（以下简称《山经》）有“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和“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的记载。以水系特征为依据，敦薨水可比定为今疏勒河。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注入泑泽（罗布泊），是明清以前被视作黄河源头的依据。《山经》还将河源“积石说”与“昆仑说”进行了整合，谓“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并说“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由于当时对积石山以远的河源了解甚少，以致将罗布泊当作河源，在先秦地理体系中形成了黄河“重源伏流”的错误认识。
秦昭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北地二郡，秦国的疆界扩展至洮河流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郡县制统治全国，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高寒气候是进行农业生产的障碍，农耕区在青藏高原东麓大致分布在海拔3300米以下，故秦朝疆界“西至临洮、羌中”，积石山以远则属于“羁縻”“徼外”的氐、羌、戎人地区，秦人对黄河的地理认知很难及于河源地区。清代曾三次探源并绘制了河源图，但仍有“重源伏流”之说。即使今天，黄河源头的地理界定依然存在争议。
“昆仑”之名见于《山海经》《禹贡》等古籍中，认为昆仑山是“河水之源”。对于昆仑山的真实性和地理位置，两千多年来学者多有争论，与《山海经》一部分是可靠记录且后人有混排、一部分是想象的神话内容有关。《山海经》和《禹贡》记载的昆仑山，在地域组合上具有西北、高寒、流沙、产玉、游牧业、诸水源头等地理特性，以祁连山为中心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最为符合。“昆仑”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地理认知，得到历史文献的佐证。《汉志》记载，西汉在金城郡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设置昆仑山祠，有湟水、弱水（今黑河）等明确的地理标识；在敦煌郡则设置昆仑障，有源于祁连山的南籍端水（今疏勒河）。
19世纪以来，近代地理学的重点开始转向大陆内部和两极的科学考察。在此背景下，现代地理学的山系概念（由成因关联、延伸方向相同的若干山脉构成的地理单元，形成于大型构造单元，具有显著的地质整体性）传入中国。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对中国西部进行多次考察后，率先在地图上画出了昆仑山的轮廓。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北缘，迤逦向东延伸到柴达木盆地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北延伸形成阿尔金山脉和祁连山脉，一支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等山系。
《实证》提出秦朝已认定黄河源为星宿海、昆仑山是巴颜喀拉山及其周边区域的观点，难以解释秦以后对河源问题认识的曲折历程，以及昆仑山地望不断西趋、不能确指的地理事实，目前只能是缺少文献依据的假说。
自然地理视角下的“昆仑石刻”疑问
关于“昆仑石刻”的真伪问题，支持者与怀疑者已从历史学、文字学、文本学、历日、书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论。现从自然地理角度，对“昆仑石刻”提出五点疑问。
1.“昆仑石刻”所在地层为砂岩，何以称是玄武岩？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历史上以卡日曲为正源，向东北和约古宗列曲、扎曲汇合后，东流注入扎陵湖、鄂陵湖，至玛多为河源地区。这里的地层以三叠统紫红色砂岩、粉砂岩、石灰岩、中性和中基性火山岩为主，也有板岩、结晶灰岩及白垩系紫色砂岩和粉砂岩等。两湖地区虽有比高100米左右的低丘，但缺少大面积基岩出露，限制了“昆仑石刻”的选址。根据各种“昆仑石刻”图片，判断其所在地层为中生代砂岩。据披露，这处石刻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较为漫长、复杂的过程，砂岩不耐风化，玄武岩抗风化能力强、利于石刻保存，此疑问之一。
2.高寒气候和缺氧不致阻碍河源探险，但“车到此”是小概率事件。扎陵湖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年降水量200~400毫米，生长期一般90~100天，属高原亚寒带半干旱至半湿润气候区，常有雪灾或暴风雪发生。玛多（海拔4272米）年平均气温零下4.1℃，1月平均气温零下16.8℃，7月平均气温7.5℃，气温年较差24.3℃，日较差约14℃。较大的气温较差和季节性冻土，不利于石刻长期保存。河源地区海拔4300米左右，氧分压虽不足海平面的58%，还不是高度的生理界限，但寒冷、缺氧以及干燥、多风的严酷自然条件，没有强大的后勤保障，是难以抵达的。秦朝的驰道或驿路多以都城和郡县治城为中心向辖区内四周辐射，最远可达边境。在冬季出发前往河源虽可利用河水结冰顺利渡过黄河，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秦代，于河源地区修建道路难以想象，“车到此”无疑是小概率事件，此疑问之二。
3.“昆仑石刻”缺失地衣，不利于证伪其是“确切晚期”的遗存。“昆仑石刻”所在地以高山草甸为主，岩石表面一般会附生各种地衣。地衣是真菌与光和生物之间稳定而又相互利用的联合体，从南北两极到赤道的所有陆地，无论是高山、平原还是荒漠、草地，都可以寻觅到它们的踪迹。据报道，在青藏高原直径大于2厘米的岩面凹穴，通常30年内就会被黄绿地图衣等先锋物种占据。近日流出的高清图片“昆仑石刻”顶部，就有黄色和褐色的壳状地衣附着。壳状地衣生存期长，喜爱生长在高山草甸带的岩石及冰碛漂砾上，形态多呈圆形，其半径尺寸与生长年代有一种指数曲线关系，可用以进行高海拔地区的年代学研究。遗憾的是“昆仑石刻”刻面、刻痕、凹穴均未见壳状地衣，无法通过地衣覆盖证伪其是“确切晚期”遗存的可能。至于为什么缺失地衣，是人为损毁还是“昆仑石刻”年轻所致，抑或原本就没有，此疑问之三。
“昆仑石刻”字口的明度差异及顶部壳状地衣。资料图片
4.“昆仑石刻”字体之间存在明度差异，难以自证真确。岩石自然风化状态下刻痕的明度，亦即被摄体在接受光线照射后，其反射出来的明亮程度会随时间衰减。岩石表面新的石刻，颜色呈白色或灰白色，与自然风化状态下的褐色岩石表面可形成鲜明的反差。由于岩石中含有铁、锰等物质成分，石刻暴露于开放环境中即受到风吹、日晒、雨淋等现象的自然风化，随着时间推移表面颜色及光泽逐渐趋于暗淡而呈浅褐色。因此，根据石刻的明度与年代的关系，可判断其相对年龄大小。“昆仑石刻”作为摩崖石刻，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0厘米。在如此小的范围，应不存在岩性差异等因素导致的刻痕明度差异。但从整个刻面看，下部颜色新鲜，中上部颜色较深，显示风化时间有差异。特别是“月”“到”二字的刻痕明度较其他字体泛白或新鲜，“采”字疑似刻在较新剥落面上，如何给予科学解释，此疑问之四。
内蒙古曼德拉山西夏及之后岩画的明度差异。王乃昂摄/光明图片
5.砂岩不耐风化，“昆仑石刻”何以保存至今且相对完好？海拔高度相差不大且属同一自然地带的情况下，气候条件对岩石风化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但对岩性差异、抗压强度、岩石结构构造等可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不同的岩石具有不同的矿物组成和结构构造，它们影响着岩石的易碎性和表面积。风化速率的差异，可以从不同岩石类型的石刻、碑刻上表现出来。“昆仑石刻”岩石构造节理发育，由于愈接近地表寒冻风化愈强，刻面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石刻字口边缘较光滑，刻痕深浅不一，底部宽平呈现出U形凹槽。相较“昆仑石刻”的字迹清晰程度，抗风化能力较强的秦泰山刻石、峄山刻石均已严重风化，几乎难以辨识。但“昆仑石刻”却风化较轻，主要信息保存完好，此疑问之五。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由于笔者缺少实地考察和第一手数据资料，上述分析难免错误。从高清图片可见，“昆仑石刻”背风坡脚有厚约20厘米的冰缘风成黄土，内应保存或多或少的石刻“密码”。因此，期待相关专业团队给出权威的断代结果和真假结论，以合理解释上述疑问。
